標題：《年輕時的困苦生活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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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年輕時的困苦生活》

年幼時出去打工，其實是乞求那些大人同意我擦皮鞋，這也許也算一點點兒銷售經歷。我覺得自己跪在地板上賣力擦鞋也算是一種無聲的叫賣。后來，我又開始送報紙，每天早上6點起床到車庫，在這里，被分好的《底特律自由新聞報》（DETRIOT FREE PRESS）等待著送往附近的訂戶家中。我會先把這些報紙揮起來，裝進一只大袋里，然后沿著線路分送給各家各戶。送完后，我才去上學。放學后，再去擦皮鞋。

其實，報紙搞征訂新用戶的競賽時，我才真正地學到一點兒銷售技巧。按照當時報社的政策，每發展一名新訂戶，且能維持一個月以上的，就可以贏一箱百事可樂。這對我來說可是件大事情，每箱12瓶，每瓶容量12益司，這太有吸引力了。人們平時都談論刺激和激勵，當時這箱汽水對我就是刺激和激勵。我跑遍了每條街道，逐戶敲門問人家想不想訂報紙。我跑得很勤，干得也很起勁兒，由于按門鈴的次數過多，手指弄得酸痛無比。競賽期間，我也許還逃了一兩天的學，但我堅持了下來。每當造訪一個新用戶時，我通常是這樣說的：“我們正在搞一個競賽，我希望你只訂一周的報紙即可?！眻笊绲囊幎ㄊ怯唸鬂M一個月才給獎勵，但我判斷，大部分人一旦決定訂報就會訂較長的時間。我告訴訂戶我會在他們早上起床之前就把報紙送來，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。如果對方暫時不想訂報，我會過幾天再上門征訂。決不放棄，決不因為被拒絕而心灰意冷、不再來按門鈴，哪怕是多次被拒之門外。被人拒絕的滋味確實不好受。但我很快發現，我交談的人越多，銷售量就越大。這很好玩，而且不只是好玩，還可以得到實際的東西。我家車庫邊很快碼放了很多百事可樂。我到附近的居民區把這些可樂賣了，自然又掙得了很多錢。因此，我感覺自己更有希望向父親證明自己有出息了。但事與愿違，即使我這樣努力，父子關系依然沒能改善。

我一邊擦皮鞋一邊送報紙，一干就是5年。學業也沒有中斷，我不太善于學習，但總算學了一些，成績不算太好，但也還過得去。我父親的關系一直沒有好轉，他有好幾十次把我扔出門外，不讓我回家，我就睡在火車站的棚車里，或到城郊結合處找個廉價的小旅館過夜。那

是城市最差的地區，到處是廉價旅館、寄宿旅館、暗娟和放黃色電影的小影院，花10美分或25美分就有床過夜了。住單間是不可能的，我只能在大房間里買個床位，旁邊住的是輪流來睡覺的醉鬼。通常，過上一陣子，父親就會把我找回家，并告誠我要好好聽話。我猜是母親逼他來找我的。我回家后會上幾天學，然后就逃學與二流子混在一起，直到又被父親扔出門外。

16歲的一天晚上，我與兩個朋友在街頭閑聊。他們說要去撬梅爾德倫街和拉法葉街交界處的酒吧。他們已踩過點了，發現里頭有不少酒，可能還會有點兒現金。我被他們說動了心，決定跟他們一起去盜竊。擦皮鞋時，我常去那個酒吧，因此我很熟悉。之前，我從沒干過偷東西的勾當，也許因為我熟悉那個地方，也許因為別的什么原因，反正我決定了跟他們一起去。不管怎么說，我還不是個小偷，至少到那時為止還不是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把我推上了賊船，反正我上了賊船。

他們去踩點之前，已有人去廁所把窗戶打開了。所以窗戶是開著的，可以直接從窗戶溜進去。當時是可以這么入室盜竊的?，F在不行了，窗戶上會有鐵條、警報器，還會有監控顯示窗戶是否被鎖好。但在當時，沒這些防護措施，即使在一個治安狀況糟糕至極的窮人社區也沒有。

晚上10點左右，我們溜進了惠蒂埃酒店（Whitier Hotel）的車庫，偷了一輛汽車。這家酒店在河岸邊，以前是一座高級公寓式酒店。我記得偷的是一輛斯蒂倍克（Studebaker）牌的汽車。值班員還朝我們喊了一聲“嗨，快把車停下”。但我們加大油門沖出了車庫，到了附近的一條小街，才把車停好。底特律的酒吧通常在凌晨2點關門，我們得等員工打掃完衛生離開后才能行動。所以那天直到凌晨3點半才動手，先把車開到酒吧背面的小巷子里。街上一個人都沒有，整個地區沒有一點動靜。我并不太害怕，到了現場就更加不害怕了。

一個家伙從窗戶鉆進去打開了門，然后，我們成箱地往汽車里搬酒，直到塞得滿滿一車為止。那時大約是1944年5月左右，還在“二戰”時期，酒是限制供應的。密執安州當時還實行了一陣子配給制。我們除了搬酒，還撬開了收銀機，拿了175美元后就開車溜了。我們藏好酒，又分了錢。我分了將近60美元。我們還把酒賣給了流浪漢，賺的錢又平分了。對我來說，這一大筆錢來得很容易，而且整個行動如此順利，我根本不再想它了。

奇怪的是，當我回想此事時，感覺特別費解，不知道自己為何沒有繼續偷下去。那天偷酒時一點都不害怕，錢也分了不少，而且，看情況還能找到容易偷的目標。但我沒有繼續去偷，我想，大約是因為父親老催我找份工作吧。后來，我真的去工廠找到了份工作。也許因為怕父親，如果我不找工作的話，怕他會收拾我。

警察來抓我時，我已經忘記盜竊之事了，或至少努力想把它忘掉。那天我躺在床上休息，聽到外面突然一陣騷動，隨后，便聽見母親哭了。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，沒想到卻是偷酒那件事敗露，警察來速捕我了。那件事已過去3個月了，我與那些家伙也沒再聯絡過，而且從沒有人談起那件事，所以我自以為不了了之了。

突然，一個男人沖進了我的房間，他推著我叫我起來。我掙開眼晴，他一邊向我出示警察證件，一邊讓我“穿上衣服”。隨后，我被帶到了警察局。好幾個警察審問和酒吧失竊案的關聯，還問其他一些酒吧和雜貨店失竊是不是我干的。我真不知道那一串案子。

有一個家伙被抓住后全都招了，他坦白了自己犯下的一大串案子，包括那次偷酒的事。于是我的名字就被警方知道了，隨后，我被關進了床和犯了事兒的小孩。有個大個子拿著皮帶進來了，讓一個小孩起屁我記得它們半夜打開燈，把一個剛打死的醉鬼拖了出去。雖然我曾在許多可怕的地方度過了很多夜晚，但警察局的一夜是我一生中度過的最可拍的一夜。

第二天一早，警察叫我出來見那個酒吧的主人。他問我為什么偷他的東西，我說不知道，但保證會向他退賠。他說ok，就沒再指控我。于是我就被放出來了。能讓我出來，我干什么都行。

我父親和叔叔來接我出拘留所。我們一出門，父親就開始打我，在汽車中打，回到家還繼續打。他大聲咆哮，說我辱沒了家里的名聲。這一次，我真的以為是倒霉透頂了。我已向父親證明他對我的評價是正確的：我一無是處，是一個整腳的小偷，而且我被逮捕過了在青少年拘留所里過了一夜后，我真的被嚇破了膽。無論發生什么情況，我再也不愿意進班房了，我不愿意像街上的許多小混混一樣被關進牢房。

于是，我在附近的爐具廠找了一份工作，那里有許多西西里人。我負責把絕熱材料裝入爐板，這是一個很討厭的工作，因為絕熱材料會鉆進你的鼻子里，粘在皮膚、衣服上，而且工作很累，勞動強度很大。有一天，我抽煙—這是我第二次違反紀律一被工頭抓住了，于是工廠把我掃地出門了，他們把我像垃圾一樣掃了出去。我被開除時常有這種感覺。

我干過約40種不同的工作，但已經不能一一數出來了。我為一名印刷商開過卡車，后來因為送貨時間過長被解雇了。我在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干過活，負責為汽車安裝車內的扶手，這份工作還算不賴。我在哈德森(Hudson)汽車廠的組裝線上工作過，那是最差勁的工作之一，因為一個人要負責好幾臺機器，勞動節奏全被機器控制了。我還在一家電鍍廠干過活兒，廠里到處是大桶熾熱的酸溶液和熔化的金屬，還有會鉆到你肺里的濃煙，我因此得上了哮喘病。

我還在史特拉酒店(Statler Hotel)當過餐廳雜工。有一陣兒還在布克-卡迪拉克(Book-Cadillae)酒店當過行李員，這家酒店后來變成希爾頓酒店。在那里，我穿著制服，工作就是為顧客當聽差。有一次我沒把一疊電報分送到客房，我把它們扔掉了。后來被發現，我自然不愿承認，但我沒有想到的是，電報上有時間戳。于是，我又被他們炒了。有時我在想，如果我當時懂得多一些，也許能干得挺好，說不定還會升為希爾頓酒店的副總經理呢。但我在當時，幾乎什么都不懂。

對于上學，我常常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。有一次，在上學的途中，我跟東區高中(Eastern High School)學習室輔導員打了一架，學校便把我趕了出來。這家伙老是找我麻煩，沒什么理由，頂多因為我是小孩子調皮罷了?？墒撬鋈怀鲅圆贿d了，說什么“你們這些人”如何如何，還說“你們這些人最好抓緊學習”之類的話。我告訴他我的名字不是“你們這些人”，你知道，“你們這些人”這種說法是很不友好的。接著他又指責意大利人，我的火就上來了，一怒之下我打了他，于是學校就把我開除了。

在我的記憶中，丟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打架，可是都是對方先說臟話的，比如“意大利佬”“拉丁佬”或“意大利崽”等。也許，我那時是在自找麻煩，也許我就想不斷地丟工作，以證明父親說得對，我就是沒出息。但我心中充滿憤怒，而周圍又有那么多不知好歹的家伙老招惹我。

可能青少年拘留所過的那一夜救了我，使我不再沉淪。那種感受讓我永生難忘。也許我的確沒出息，但我不是那種特別壞的孩子，不該遭那么大的罪。幾經沉浮，我又換了幾次工作。后來在1947年初，我加入了陸軍，但在新兵訓練時，我從卡車上摔下來，后背被摔傷了，于是退伍了。但退伍證辦得很不容易。我挺不喜歡當兵。待在軍營里和待在牢房里差不多。他們本來不想讓我退伍，而是讓我在軍營值勤。后來，一個我不認識的軍士說，如果我把退伍費給他，他可以幫我搞退伍證。我開始還認為這是一個圈套，認為他們想以賄賂軍官的罪名抓我。他老來找我，但我一直沒理他。后來我的退伍證批了下來，他又來找我討錢。我便把錢付給他，然后就算榮譽退伍了。我不知他是否暗中幫助了我，但我很高興能離開陸軍，于是我就把那點兒退伍費給了他。我到家時，母親很高興，但父親非常生氣，他又開始罵我沒用，說連陸軍部隊都不要我。我說：“你才沒用呢，而且永遠好不了?！彼f他應該在我一出生時就掐死我。有生之年，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天。我眼里含著淚水走出了家門，身后傳來父親的咆哮叫罵聲和母親哭天喊地的哀號聲。有時我會打打工，有時就閑著，耳邊時常會回響起父親的尖叫和怒罵，所以我一直過得心驚膽戰的。

1948年，因為犯傻，我又惹了法律上的麻煩。我和一個人合伙，在附近開了一家小店，專為人清洗帽子、擦皮鞋。后邊小屋，我們設了賭局，有21點和擲骰子。我們自以為有提防警察的好辦法，設了一個人在前面柜臺放哨，如果有像警察的人走近，就通過墻上的小眼發一個信號一一塞一個釘子過去，這時后面的人，要么把骰子放進嘴里，要么逃跑，這樣就沒有證據了。這一天，我正在前面放哨，初中時的一個哥們兒走了進來。我們聊起了往事，他說他在做建筑生意，隨后表示想到后邊去玩玩，我就讓他進去了。當我的合伙人看到他時，立即認出對方是警察，于是拿著骰子跑掉了。